很明顯,她有時候對我充滿抵觸,但在她的敵意隱藏在她對我的情感以及願意為我付出的態度後面。比如說,莉拉一直都很樂意照顧我的幾個女兒,儘管她有時候話里話外,都想讓我感覺我欠她的情。她好像在說:你現在的身份,你獲得的成就,都是因為我犧牲自己,讓你成為那樣的人。我聽出她的話外之音時,我會提議說,我可以找一個保姆,但是無論是她還是恩佐,都會覺得我太見外了,這種話提都不要提。有一天早上,我需要她的幫助,她提到了她要面對的一些棘手問題,我冷冰冰地說,我會另找一個解決方案。她馬上變得很兇,說:「我跟你說了我不幫你嗎?假如你需要,我會安排一下的。你的女兒抱怨過嗎?我忽視她們了嗎?」這樣一來,我確信她只是需要我承認她的重要性,我要真誠地對她表示感謝,沒有她的支持,我的公眾生活是很難維持的。後來我開始忙於自己的事兒,每次都把幾個孩子留給她。
因為出版社宣傳部門的有效推廣,每天我都會出現在不同報紙上,有一兩次我還上了電視。我很振奮,也很緊張,我喜歡人們對我的關注,但我害怕說錯話。在最緊張的時候,我不知道找誰談,我去找莉拉,想聽聽她的建議:
「假如他們問起索拉拉兄弟呢?」
「你怎麼想就怎麼說。」
「假如他們生氣了呢?」
「現在他們怕你更多一些,你比他們更危險。」
「我很擔心,我覺得米凱萊越來越瘋狂了。」
「書寫出來,就是為了讓人們聽到你的聲音,而不是為了沉默。」
實際上,我一直都很小心。那個階段,因為選舉,各個政黨的宣傳都熱火朝天,我很小心,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從來都不談論政治,從來都不會提到索拉拉兄弟,大家都知道,他們在給聯合執政的五個政黨拉選票。但關於城區的生活環境,我會談很多,在地震之後,一切都更糟糕了,我會談到城區的貧窮、非法交易,還有管理機構的縱容。然後,根據不同的問題,還有當時的心情,我會談論我自己、我接受的教育、求學生涯的艱難、比薩高等師範里蔓延的厭女症,會談到我的母親、女兒,還有我的女性主義思想。那段時間,圖書市場的情況非常複雜,我這個年齡的作家都遊離於先鋒主義和傳統寫作之間,但我是有優勢的,因為我的第一本書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,我通過第二本書展示了我堅實的文化,還有寬廣的興趣,我是少有的幾個已經有了自己的出版生涯,甚至是讀者群的作家。這樣一來,我的電話越來越頻繁響起,但說實在的,那些記者很少讓我談論對文學的看法,他們會問我關於那不勒斯的現狀的看法,還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思考,這些問題我還是可以談論的。很快,我開始給《晨報》寫稿子,我接受了一個題為「我們女人」專欄的約稿,無論哪裡邀請我去,我都會根據不同的觀眾介紹我的書。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,就連我自己都不相信,過去出版的那兩本書取得了一定的成功,但不像這本這麼突出,有兩個非常著名的作家給我打了電話,都是我之前沒有機會認識的人,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導演想見我,他想把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。每天我都會接到消息,都是這個或那個出版社要了解我的書。總之,我越來越高興了。
但是最讓我滿意的是兩個出乎我意料的電話。第一個是阿黛爾打的,她對我很客氣,問了兩個孫女的情況。她說,她通常是從彼得羅那裡了解她們的所有情況,彼得羅給她看了兩個孩子的照片,她們都很漂亮。我會聽她說,只是禮節性地回復了幾句。關於那本書,她說:「我又看了一遍,你很棒,這本書現在好多了。」在掛電話之前,她讓我答應她,如果我去熱內亞推廣我的書,一定要告訴她,我要把兩個孩子帶給她看,讓她們在熱內亞住一段時間。我答應了她,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諾言的可能。
沒過幾天,尼諾給我打電話。他說,我的小說簡直銳不可當(「無法想像在義大利還有這樣的寫作方式」),他說他要來看幾個孩子。我邀請他來吃午飯,他特別精心地照顧黛黛、艾爾莎和伊瑪,自然談了很多自己的事情。現在他在那不勒斯的時間很少,他很多時候在羅馬,他和我之前的公公一起做事,擔任了很重要的職務。他經常會重複一句話:「現在事情越來越好了,義大利終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。」他忽然看著我的眼睛說:「我們和好吧。」我笑了起來,說:「你如果想見伊瑪,打個電話就好了,但我們倆已經沒什麼可說的了,我感覺是和一個幽靈生了這個孩子,我可以肯定當時床上的人不是你。」他悶悶不樂地走了,再也沒出現。他把我們——黛黛、艾爾莎、伊瑪還有我——忘了,很長時間都沒理會我們,他一定是一出門就把我們忘得一乾二淨。